禹涵：男，河南泌阳县人，生于1993年5月，现就读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简称S.F.U）经济专业。为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所著《一本书读懂二战——给二战算笔经济账》（上下册）2013年9月由长江出版传媒•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75.4万字，国防大学原副校长黄玉章作序、国防大学教授马骏作跋。

作品封面

    2013年8月，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和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一本书读懂二战——给二战算笔经济账》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该书作者禹涵是一名90后大学生，目前在加拿大学习经济。他在2012年3月加入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成为年龄最小的会员。禹涵独辟蹊径，从经济的角度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进程，并阐释了此书的主题：这个世界没有时间机器，未来就藏在过去里面。
    此书得到了国防大学原副校长黄玉章、军事专家马骏等人的推荐。禹涵在自序中写道：“写出历史的目的是要发现事实真相，然后解释其原因，并确定真相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后为现在人所用。”
    二战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但世界上相似的事件仍在不断重复。如1929年美国那场导致二战爆发的经济危机，在1987年的秋天以相似的原因引发了另一场经济危机；鼓励德国不断扩张的“绥靖政策”，又在之后被诸多国家效仿。
    此书的另一个主题是：想要从历史中真正提取价值为现在所用，就不能仅仅千篇一律地去研究二战的历史事件、战役、伤亡，更需要一个全新的思路去俯视历史。比如为什么德国技术先进但没能胜利，为什么战后苏联从二流国家一跃成为超级大国，为什么美国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而英国只能当落魄贵族……这些有趣而重要的问题在书中都给出了另一种角度的解答。
    黄玉章总结了读完书后的五点启示：“第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第二，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可靠的后勤保障是克敌制胜的基础；第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障；第四，先进的科技力量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第五，政府效能是综合国力得以发挥、在战争中克敌制胜的关键。”
    马骏在书的最后写道：“禹涵的这部书用了大量的数据与表格，介绍了发生在70多年前那场战争的经济因素，国家与平民财产的损失情况，读起来令人掩卷深思：战争是一件绝对的坏事儿！面对国家与国家的矛盾，只要还有政治解决的一线希望，就不要轻启战端，诉诸武力解决问题。”         

 （原载2013-08-28《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新锐视角中的“二战”看点
——关于禹涵的《一本书读懂二战》
石  英

　　一部皇皇70余万字的有关二战的专著，出自年仅20岁的军事学者之手，事情本身就是使人眼睛一亮的不寻常现象。何况本书又是有独特视角、严整布局、重点突出、文笔畅达的分量厚重的著作，这就更使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了。
　　二战虽已过去了近70年，但这场空前规模、空前惨烈的世界范围的大战至今仍在继续着它的影响。几十年来，人们反思、总结、进行各种各样研究的文章和书籍亦不绝如缕；二战的“遗产”还在继续“发酵”，有正面的，也有发人深省的；二战后的地球格局并没有绝对稳定，已经变化了的或潜在中思谋有所改变的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如此等等，都说明“二战”虽已成为历史，却并没有完全“过去”。所以这些，也许就是本书作者撰写《一本书读懂二战》的思想触发点之一，也是本书除了党的历史价值之外的重要现实意义吧。
　　正由于年轻人的触角锐敏，所以才决定他自然便具有覆盖全局的眼光；正由于他具有足够的清醒头脑，才能将战争的起因、进程与结构阐述得条分缕析；正由于他虽然年轻但自幼酷爱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积累，因而便使得本书显得厚重翔实，驾驭起来有举重若轻之感。而更值得称道也是最不同于俗常的是：他具有至可宝贵的思想主见与正直的臧否态度，在林林总总的前人和今人的文字和泰山压顶般的话语声中拨云逐雾地搜求历史真实的轨迹，选择符合人间正道的回音，坚持不随俗、不浮躁、不趋利的不乏史家风范的定见，进行了必要的阐明与公正的思辨，彰显了“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诗句）的要义和个人的独特贡献。
　　真正的史学家当然需要理性。本书作者同样具备这种必需的素质。我注意到：他在叙述与认证中始终坚持客观、公正、辩证的态度。避免由于非理性而带来的偏见。这方面的例证可谓比比皆是。譬如：他在言及苏德战争爆发之初的实际情况时，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在战前针对德国可能的侵略行动，苏联做出了必要的战争准备，但德国闪电式的攻击仍然使苏联猝不及防，损失惨重。”而不是像上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的说法那样：苏联（特别是斯大林）过于迷信“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对希特勒的进攻完全疏于准备。而禹涵的说法则比较能够服人。当然，尽管最后苏联取得了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而且直捣柏林，然而却是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的“惨胜”。仅以死伤的军人和平民数量而言，就远比德国为多。这也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另外，本书作者在言及事情发生及其结果（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时，一般都不只是简单地完全归于一个人，而是考虑到当时的环境，种种复杂的因素，做出尽求合理的解释。在这方面，他有时不拘泥于意识形态，而重在客观实际。如对德、日、法西斯擅长突然袭击而给受害一方造成的恶果，也分析得相当到位。不仅是对斯大林，对罗斯福也是如此。同样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而非“意气用事”，简单化地一味责难。我仍然要再说一句，这对于一位20岁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很成熟的思维方式。
　　史学的理性与应有的立场和感情取向并不矛盾。以二战的著作为例，仅法西斯的正义性与法西斯的邪恶当然不可混淆。这样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再清楚不过，但在现实社会中仍有某些模糊意识乃至荒谬的观点；在若干的写二战的出版物中也存在着种种分明是不同的看法乃至立场问题。本书作者在这方面有着正当的选择、鲜明的立场与感情取向。对于某些明显的偏见与不健康的感情取向，作者坚定地认为：绝不可以“铁了心地要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待历史，而不去考虑当时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种种复杂的因素和条件”。看来，战争史虽不是文学作品，不能完全“带着感情写”，但“史”也有魂魄在，亦需天地之正气贯串其中。本书作者禹涵同样显现出了这种完备的资质。
　　还有，语言文学的表现力也是本书的成功要素之一。它庄重干净、绝无当下某种“时尚”话语中的故作卖弄与芜杂的噱头。从主导方面说，应属于汉语言传统的叙述和论说方式，但也合理汲取了国外尤其是欧美新闻论者笔法的优点。如此便使本书读起来健朗而不乏灵动，畅晓而富有韵致。由此可见，纵然是历史文献、军事著作，作者的语言文字功底当是何等重要！
　　二战期间，我本人虽年纪太小，但后期也正懂事，所以读起此书来总也有些亲切。总的来说，也可以算是二战的一个小小的感受者与亲历者。而且我也是战争问题和军事文学的酷爱者。说来也怪，尽管我与本书作者年龄段相差如此之大，但读此书，我吃惊地发现：彼此对战争的感受与总体方向路线上竟非常接近，并无明显的代沟。这一点，应归之于禹涵著作的较普遍的适应性——他的书不是写给少数人看的。
据我所知，如今男性青少年中，钟情于兵器，喜欢探索军事与战争命题者并非少数。禹涵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将自己的爱好和知识积累卓有成效地转化为有形的“工程”，而不是“述而不作”。

（原载《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