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扩大会议后，省委即派省委委员、工农运动部长王克新到豫南指导工作。在王克新的主持下，根据省委会议关于组建豫南特委的精神，在信阳城内秘密组建中共豫南特委。

      10月初，中共河南省委正式批准中共豫南特委组成人员名单：书记王克新，组织部长范易，宣传部长尚钺，军事部长虞松如，秘书长曲汝桐。省委指定豫南特委管辖信阳、息县、潢川、固始、商城、正阳、汝南、确山、泌阳、叶县、南阳、舞阳等。中共豫南特委隶属中共河南省委，驻马店地区的西平、遂平、上蔡、驻马店、汝南、确山、正阳和泌阳（1928年3月后划归中共豫西南特委领导）、新蔡（1928年7月划归中共南五县特委领导）以及信阳、南阳地区在内的豫南、豫东南、豫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皆归豫南特委领导。当时的豫南地区是河南农民运动的重点区域。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因此，党内的“左”倾情绪逐步滋长起来。这种情绪对党在河南的工作影响十分明显。中共河南省委制订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决议案》及对各地关于暴动工作的指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左”倾盲动错误的色彩。刚建立不久的中共豫南特委在豫南暴动工作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就暴动的时机、准备等问题同河南省委发生了严重分歧，豫南特委根据自己的主客观实际对省委的“左”倾思想进行了坚决抵制。

      当时的河南形势是：9月7日，在河南爆发了冯玉祥与靳云鹗之战。27日，张宗昌、孙传芳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三路进攻河南。在此形势下，河南省委认为：河南此时已是“暴动局面”。为了“响应两湖暴动”，省委决定于10月10日“开始全省总暴动”。暴动的计划是“将河南全省分为四个暴动区：东以杞县为中心，北以彰德为中心，中以郑州为中心，南以信阳、确山为中心，以及京汉、陇海两路发动部分的暴动，汇而为全省的暴动。”同时，规定农民运动要以“摧毁冯玉祥的统治，铲除土豪劣绅大地主，夺取乡村政权，以至建立城市平民革命政府”为目标。河南省委的暴动计划是不符合实际的。客观上，“河南军队，非常之多，密布全省”，“各县各村，几乎都住满了军队”；主观上，“党的力量在农村非常薄弱，除杞县和确山稍微有点组织外，此外可说毫无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想发动大规模的暴动，是绝不可能的。10月10日，由于暴动发动不起来，省委又决定全省暴动时间“改为17号，并严令豫南特委特别动作”；指示信阳四望山，非立即进攻不可。但到了17日，“除焦作方面动了，而其他方面因事实关系并无动作。”省委不得不再次更改全省暴动时间为25日。但是到25日，全省的暴动仍然未发动起来。

      河南省委的上述不合实际的决定，受到了豫南特委的坚决抵制。当时四望山上虽然有被地主屠杀政策逼迫而自发上山的农民三四百人，但党的工作并无基础，只在8月下旬，才有一名党员王伯鲁上山与之“结成生死兄弟”，并被推为团总。同时，山上粮食甚少，长枪也仅有30支，手枪10余支。而在离四望山几十里之信阳，驻有岳维峻一个旅和一个团，岳还准备加派两个旅；“确山也驻了有冯的精锐部队。驻马店驻两个司令部，在这种环境下，胜利是难有保障的。”豫南特委以自己的组织和其他力量毫无基础，时间太快，准备不及等实际情况为理由，提议推迟暴动时间，豫南特委还尖锐地批评河南省委原定几天内举行大暴动，夺取县城的计划，是“坐书房里作空的计划，发空的命令”，“勉强令几个地方动作一下”，结果只能是“徒牺牲几个同志”。但是，河南省委却指责豫南特委要求推迟暴动时间的意见，是“丧失暴动的机会”，以组织无基础准备不足为名，实际上是“取消暴动”；还说“群众革命的热情，就是暴动中的机关枪、迫击炮”，只要有“如狂如潮的群众暴动”，则不仅能“铲除豪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财产”，而且能“夺取乡村政权，甚至解决敌军武装”。因此，省委训令豫南特委须完全接受省委的意见，即时发动暴动。

      在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的争执中，中共中央长江局坚决支持了豫南特委的正确意见。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农指出：“17日之暴动可暂停止，因无一点准备工作，徒然惹起一番屠杀，于工作无补”，并尖锐批评河南省委把“暴动好象看作玩笑”的错误，强令省委停止全省总暴动，“积极发展游击战争，从事暴动的准备工作”。长江局还函召河南省委书记周以栗和豫南特委书记王克新到武汉，当面解决河南省委关于暴动问题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