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婚姻 家庭
第一节 婚 姻
民国时期，承袭封建婚姻制度。男女订婚、结婚不能自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父母包办。两家联姻讲究门当户对，有权有势的官宦富豪之间相互联姻，完全是政治势力和经济条件的结合。国民党县长李云之妹嫁于县内大地主杨家就是典型一例；中等富裕之家侧重考虑家产相当；广大贫苦之家如贫雇农、小手工者择偶，女方注重男方有能力养家糊口，男方要求女方能做针线活、勤俭持家。也有少数贫家之女嫁于富家，名为妻妾，实为奴仆。由于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男女不平等，男尊女卑：男子可以纳妾，一夫多妻；妇女只能从一而终，寡妇再嫁，受到社会歧视，就是仅仅订婚而丧未婚夫的也是如此。男子可以提出种种理由休妻，而妇女却不能提出离婚。
受“早成家、早立子”思想的影响，男女订婚结婚年龄偏低。60％的青年男女童年时即由双方父母订婚。无力扶养子女的贫穷之家，把尚处于童年的女儿送到富裕之家做童养媳，多数童养媳被公婆视为奴仆，受到虐待。大多数青年男女初婚年龄在18～20岁之间，14～16岁的早婚者约占当时结婚总人数的20％。富裕之家之子一般结婚较早，早娶媳妇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盛行小女婿大媳妇（一般女大于男2～4岁）。
建国后，1950年颁布《婚姻法》。实行婚姻自主，一夫一妻制，禁止包办和买卖婚姻，严禁纳妾和养童养媳，提倡寡妇再嫁，封建婚姻制度被废除，确立了婚姻自主、结婚登记的婚姻制度。青年男女多数由媒人介绍自由恋爱，共同到政府登记结婚。《婚姻法》颁布后不久，部分青年解除了由父母包办的婚姻或婚约，童养媳被送回了娘家。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寡妇再嫁，男到女家落户不再受到社会歧视，妇女主动提出解除缺乏感情的婚姻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青年男女择偶摒弃了讲究门当户对、身价彩礼的旧观念，以注重人的品德和才能而代之。50年代至70年代，择偶注重个人的政治条件、阶级成分，干部、工人和军人是男女追求的对象。地富及有历史问题的家庭和少数贫困家庭的男青年择偶困难，出现换亲（即一家青年男女与另一家青年男女交换结婚）、转亲（即三家青年男女之间转圈交换成亲）的婚姻形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农村到城市进行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变革，人们的婚姻观念又起了极大变化。找对象重知识和才能，重家庭成分转为重家庭经济条件。城镇男女青年追求双职工，农村女青年主要看家庭经济条件及个人的生产经营才能。男到女家以及鳏寡老人再婚再嫁的也受到社会尊重。但也出现了青壮年对婚姻不慎重，离异者增多的风气。父母干涉子女婚姻、子女干涉父母丧偶后再娶再嫁的现象仍有一定程度存在，城乡男女青年联姻者很少。
建国后，男女初婚年龄普遍提高。1950～1962年，青年男女基本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男20岁，女18岁；1963～1979年，国家提倡晚婚晚育，初婚年龄一般为：男24～26周岁，女23～25周岁。1980～1985年，男女初婚年龄有所下降，但基本达到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所规定的年龄：男22周岁，女20周岁。农村也有少数青年早婚早育，低于法定的结婚年龄的。部分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转业军人等结婚较晚，结婚年龄大多在23～25岁之间。
第二节 家 庭
一、家庭规模
建国前，世俗以家大业大为荣，以分家析产为耻，弟兄们多的一般不分家或分家较晚，所以，家庭规模较大。官宦富庶之家多四世同堂，户人口达30口～50口之多；贫穷人家多三代同堂，一般每户5口～9口人，此种规模的家庭在全县占多数。1934年，全县有85472户，平均每户5.55人；1940年，全县有65042户，平均每户6.44人；1946年，全县有97424户，平均每户5.20人。
建国后，家庭户数逐年增多，家庭规模逐渐变小。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总户数132093户，平均每户4.81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总户数152691户，平均每户4.48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总户数202343户，平均每户人口为5.17人。至20世纪80年代，四世同堂的家庭已少见，三代同居的家庭约占家庭户总数的20％；二代组成的家庭占家庭总户的66.7％；由单身汉、鳏寡老人和老年夫妻组成的一代家庭在城乡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这类老年家庭1985年约占总户数的2％左右。在全县家庭户数中，4口户、5口户所占比例最高，各约占全县总户数的25％；3口户、6口户共占全县总户数的25％。城镇和农村家庭规模亦有不同：1～3口户所占比例县城明显高于农村，4口户所占的比例城乡持平，5口户及5口人以上户所占比例，县城低于农村。
二、家庭成员关系
（1）家长与家人的关系 家长掌握家庭财产和管理家人劳动生产等，为家庭财产主要创造者与支配者。建国前，家长多为男性充当。家长上有长辈，遇事只与长辈商量，决定权仍为家长1人。建国后，提倡家庭民主，提倡妇女解放，家长主宰家内一切的地位开始动摇。互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家长无生产指挥权、决策权，家长权威大大减弱。60年代后，男女家长共同管理家庭。
（2）夫妻关系 建国前，夫妻极不平等，丈夫打骂妻子是常事，故有“娶的妻，买的马，任我骑，任我打”之说。妇女因受“一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礼教束缚，挨了打骂，除哭泣、睡觉、回娘家、寻死轻生外，别无它法。建国后，实行男女婚姻自主，对夫权是极大的遏制。加之妇女走出家庭参加了社会上各种活动，是创造家庭财产的主要成员，国家对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又给予保障，夫妻平等、互敬互爱的新型夫妇关系逐步形成，丈夫打骂妻子的现象已很少见。70年代后，不少妇女不仅在治内方面处支配地位，在治外方面也超出了丈夫。
（3）婆媳关系 建国前，上蔡县几乎家家户户婆媳关系对立，矛盾不断发生。媳妇一进婆家，即早起晚睡，承担全部家务，还要侍奉公婆和丈夫。官宦富豪之家，每日早晚还得向公婆祝福问安。一般家庭媳妇要给公婆铺床叠被，端吃端喝，端屎端尿。稍不如意，即遭打骂。公婆亲自打骂媳妇，唆使儿子打骂媳妇是普通现象。建国后，妇女获得解放，媳妇成为家庭主要生产劳动者，地位逐渐提高。50年代，农村妇女开始参加生产劳动，城市出现女职工女干部上班，婆婆在家带孩子操持家务，婆媳关系融恰。60年代，农村娶媳妇不容易，公婆殷切盼着儿子早日成亲，不但不敢虐待媳妇，而且对媳妇过分疼爱迁就。有了孩子，公公看孩子，婆婆操持家务，媳妇参加生产。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出现个别媳妇视公婆为累赘，甚至发生虐待、遗弃老人的现象。社会上流行着“娶个媳妇卖个儿”、“媳妇好做，婆婆难当”的说法。80年代，政府提倡尊老爱幼、尊婆爱媳的社会风尚，城乡出现了许多孝敬、尊重婆婆的好媳妇，婆媳关系日渐好转。
（4）兄弟妯娌关系 家庭中的兄弟关系一般较好，而妯娌关系较差。兄弟不和多缘于妯娌不和引起。矛盾多因家中财产纠纷或对父母赡养问题所致。民国时期，十之八九家庭如此。建国后，多用分家办法解决兄弟妯娌关系。分家后，大多关系趋于和解。
（5）翁婿母女关系 建国前，翁婿一般只是亲戚关系，招婿入赘或把岳父、岳母接到家中奉养者甚少。建国后，虽《婚姻法》规定夫妇有赡养双方父母的义务，但除个别无儿老人外，一般均未赡养岳父、岳母。70年代后，男到女家落户逐年增多。在女职工干部中，大部分接自己的母亲来家照料家务或带孩子，成为家庭成员。目前农村也有部分妇女接母亲到家照管家务的。翁婿关系较过去亲密。
三、家庭管理
（1）家庭生产管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生产和生活单位。建国前，生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建国后，自1955年，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起，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复成为生产单位，家庭生产由传统封闭式的小农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转化。在家庭生产管理上一般都是有生产能力者共同商议解决。
（2）家庭教育管理
建国前，一般家庭教育，均是以“忠、孝、节、义”和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不过，富豪之家教育子女侧重于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贫穷人家教育子女偏重于听天由命、安分守己。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教育人民，提倡“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批判旧的封建礼教和听天由命的迷信思想，随之家庭教育也向此转化。50至70年代，从社会到家庭常以阶级斗争、忆苦思甜为内容教育人民、教育青少年，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工农家庭教育子女政治上求进步，争取参军当干部、进工厂当工人，为人民服务；地富家庭教育子女遵纪守法、规规矩矩，积极参加劳动生产。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变革，引导人们参加“四化”建设，家家户户教育子女努力学习，升学拿文凭，为祖国“四化”建设作贡献。但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恶劣影响和黄色书刊、淫秽录像等的腐蚀浸染，极少数青少年走向犯罪道路，这是每个家庭极为关切的问题。
卷一 建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