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审 判
第一节 机构沿革
清代，司法审判机构沿袭明制，由知县掌管司法事务。县署内设典史，协助知县掌管缉拿、囚禁、刑监等司法事务。
民国初年，由县知事兼理司法审判事务，另设帮审1人，佐知事审判案件。民国25年（1936），县设司法处，有主任法官和审判官专司审判事宜，县长兼任检察官，主宰审判权。民国30年（1941），仍设司法处，内设审判官、书记官、推士、录士、检验员、执达员、法警、庭丁、公丁等，共计由17人组成。检察官仍由县长兼任。
1948年10月17日，县民主政府成立。1949年3月17日，建立司法科。1950年3月15日成立县人民法庭，下设黄埠、蔡沟、洙湖、东岸4个分庭。1952年1月12日，司法科改为人民法院。全县12个区均设立分庭，分庭归法院和区委双重领导。1954年撤销区分庭，在蔡沟、洙湖设巡回法庭。同年冬，法院内设刑事、民事两个审判庭。1956年8月撤销巡回法庭，在洙湖、蔡沟、东洪建立人民法庭。1958年11月，公检法机关合并为政法公安部。1959年，恢复人民法院。
“文化大革命”初期，人民法院及其所属法庭瘫痪。1968年，实行“军管”。1973年4月，撤销“军管”，恢复人民法院及蔡沟、洙湖、东洪人民法庭。1985年，全县有11个乡镇设立了人民法庭。人民法院内设办公室、刑事审判一庭、二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申诉审判庭、执行庭。
第二节 刑事审判
1949-1954年，审判刑事案件采用一审终结制，围绕剿匪、反霸、镇反、土改、抗美援朝等项开展工作。当时受理日伪汉奸和国民党军、政、警、宪、特中的反革命分子及匪首、恶霸、会道门头子、不法地主等特种刑事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县人民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反革命案占81.2％。
1954-1955年，刑事审判实行二审终结制，陪审、合议、辩护、回避、上诉制度开始贯彻实施。在具体审理过程中，把握“三关”（事实关、定性关、处理关），坚持“两不判”（事实不清不判，证据不足不判）。对刑事案件公开审理，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重大疑难案件，提请县委政法党组研究决定。
1958年以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由于一味追求办案数量，因而扩大了打击面，刑事案件的审判出现了偏差，给后来的复查纠错带来了大量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办案实行“群众专政”，审理程序简化。1972年，在审理刑事案件中，以拘代捕、不捕就判或先押判后再捕的占80％以上，造成冤错案件增多。是时，判处93起反革命案件有43起错判，其中一名不应负刑事责任的癫痫病人，也视为反革命抓获判刑。1976年后，拨乱反正，恢复刑事审判制度，法制逐步健全，制约监督机制增强。1979年，按照“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政策精神，及时有力地打击了刑事犯罪活动，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刑事案件锐减。在这一年里，仅受理27起刑事案件，是建国以来发案最少的一年。
1983-1985年，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遵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对各种刑事犯罪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审理判决了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1983年11月26日，将强奸、杀人犯董三喜、张呆等6名罪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第三节 民事审判
建国初期，民事审判由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组、民事审判庭受理。对不够立案的一般民事纠纷，遵照“依靠群众，调查研究，着重调解，就地解决”的方针，会同基层行政组织进行调解，防止矛盾激化。对多次调解无效或不能就地处理的重大、复杂案件，由法院判决。1954年，为方便群众诉讼，县人民法院成立巡回法庭，在农村集镇巡回办案，就地接待，就地调解处理。1968年至1972年，民事纠纷一般由当地行政组织处理，重大或复杂案件由县公安机关军管小组受理。1973年后，民事审判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审理制度，受理案件中，损毁赔偿、房屋纠纷、赡养抚养、继承等案件增多，占民事案件总数的27％。1982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颁布后，民事审判采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单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较复杂的民事案件，实行公开审判，实施陪审、合议、辩护、上诉等制度。1950年-1985年，共审理各种民事案件8835件，年平均245件。其中判决结案的1722件，占审理案件的19％多，调解结案的7113件，占审理案件的80％多。
建国以来审理的民事案件大致分为三类。
婚姻案件 建国初期，由于封建婚姻制度残余思想的影响，婚姻案件很少。1949年，只有18起。1950年5月，《婚姻法》颁布施行后，当年上升到130起。1952．年，达到558起。1953年，开展《婚姻法》宣传运动月，婚姻案件骤增到809起。据1949年至1954年统计，共审理民事案件3314起，其中婚姻案件为2326起，占审理案件的70％。1957年后，随着婚姻法的深入实施，买卖婚姻、童养媳、纳妾等案件基本消失，婚姻案件逐年下降。1958年至1966年，审理的婚姻案件300件，较1953年至1954年1600件下降81.25％。
“文化大革命”初期，民事审判机构被撤销，婚姻案件未受理。1972年春，法院恢复，继续受理民事案件。1977年后，政治思想教育一度薄弱，结婚高彩礼、大操大办开始盛行，早婚、换亲、转亲等现象又有增加，从而导致婚姻案件的增多。1985年，审理婚姻案件227起，占当年受理民事案件的45.67％。
房地产案件 1950年至1956年，共审理房产纠纷案47件。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此类案件日趋下降。1957年至1959年，3年时间仅有3件。1962年后，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贯彻执行，明确房屋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房产纠纷显著增多，当年即受理房产案件51件，审结37件。1978年后，随着经济政策的放宽，房屋买卖、租赁等案件逐年增多：1981年，受理房产案件30件，审结21件，占当年民事案件的8.33％；1985年，受理房产案件17件，审结10件，占当年民事案件的2.94%。
债务案件 建国初期，债务案件较为突出。1950年至1956年，共审结债务案件383件。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改变，债务案件亦随之变化。1957年至1965年，债务案件基本未发生。1978年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债务纠纷案增多：1983年，受理30件，审结25件。1984年至1985年，受理184件，审结110件。
此外，从1950年至1985年，共审结损害赔偿案537件，继承案284件，赡养案296件，抚养案117件。
第四节 经济审判
1951年-1952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审理贪污案件，打击了一批贪污犯罪分子。1960年后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运动中，惩治了一些贪污分子。1970年，在“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运动中，又惩治了一批贪污分子。1980年11月，县人民法院增设经济审判庭。1982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作出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罪犯的决定》后，重点是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诈骗等经济犯罪活动。一般经济问题着重调解，调解不成即予以判决。1980年至1985年，共审结各种经济案件397件，其中调解结案的393件，占审结案件的99％；判决4件，占审结案件的1％。
第五节 案件复查
县人民法院通过受理申诉案件，复查纠正错案。对刑事案件先后进行了3次较大规模的复查。
1952年，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处理错捕、错判、错押问题的指示”，县人民法院、公安局共同组成“三错”案件复查办公室，共复查1950-1952年的政治案件65件，发现错捕123人，错判84人，错杀4人，全部给予纠正。
1962年，重点复查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时期的案件。共复查1258件，其中冤案49件，错案162人。复查后改判的74人，减刑的127人，无罪释放的10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78年至1980年底，重点复查“文化大革命”时期审结的案件。对93人的反革命案复查结果：全部平反的42人，部分平反的27人，维持原判的23人。对普通刑事案件复查了745件，经复查无罪释放的98人，减刑的135人，共233人，占复查案件总数的31％。
1980年底，建立刑二庭，专司复查刑事申诉案件，使错案、冤案日趋减少。1982年，开展“严厉打击经济严重犯罪分子”时，审理案件400件，提出申诉的56人，经复查仅有1人定性不准，改判无罪释放，4人量刑过重，予以减刑。
卷一 建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