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公 安
第一节 机构沿革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推行新政，县始设巡警局，后改巡警局为巡警署。
民国2年（1913）至25年（1936），名称屡换。民国30年（1941），上蔡警察局编制为104人，设有局长、局员、督察员、巡官、书记、特务警长、户籍警长等15种职务。
民国33年（1944）春，县城沦陷后的日伪时期，仍为警察局。
1949年3月，上蔡全境解放，上蔡县公安局正式成立。内设秘书股、侦察股、预审股。下属有看守所、保卫队、城关镇派出所。1950年，增设治安股，全县9区均设公安助理1名。1951年，增设经保股、劳改股，保卫队改为公安队，区公安助理改为公安特派员。1958年，公安、检察、法院合并为政法公安部，内设机构改股为科。1960年恢复公安局。1964年，增设黄埠、蔡沟两个派出所，并在全县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498个。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砸烂公检法”的错误口号下，公安机关瘫痪。1968年，建立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公安实行军管。1973年撤销军管，恢复公安局。1985年底，除内设机构外，全县共建派出所27个（其中城关镇3个，24个乡各1个）。
1951年，改保卫队为公安队，设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上蔡县公安队。后多次易名。1975年12月，称人民武装警察上蔡武装警察中队，归地区武装警察支队和县公安局双重领导。
第二节 社会治安
剿匪 民国时期，县内匪患猖獗。他们四处打家劫舍，掠夺民财，人民深受其害。解放前夕，土匪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勾结，在上蔡与项城、汝南、遂平、西平、商水等县边界处，猖狂地进行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1948年冬，上蔡县委、县民主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剿匪反霸，发动群众”的方针，建立县、区统一剿匪指挥委员会，边沿地区建立两区或数区联防指挥部。县公安局配合各区中队对土匪进行了坚决地清剿。至1950年春，先后歼灭了城东的康本初、邝子厚、城北的于老九和城西的刘二性等9股武装土匪1088人，缴获各种枪支1600支，子弹56800多发。对被捉拿的罪大恶极的匪首给予了处决。从而稳定了社会治安，解除了群众“日怕保甲长，夜怕土匪抢”的惶恐心态。
镇压反革命 建国初期，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于1950年12月至1953年，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县公安局在侦破大案、要案中做了突出贡献，给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以致命打击（详见《政党镇压反革命》）。
1955年下半年，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残余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乘机破坏，活动猖獗。他们蛊惑人心，煽动哄抢入社耕牛农具，毁坏工厂机器，偷抽企业资金，并暗中发展反革命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反革命残余势力几个打击”的指示，全县集中力量，通过发动广大群众揭发，惩办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并先后有197人向各级人民政府投案自首，交待罪行。经过打击，交出长短枪12支，手榴弹15枚，子弹1150发，各种证件48件。
1960～1962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逆流，台湾国民党当局伙同美国侵略者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叫嚣反攻大陆。国内一些残余的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又乘机兴风作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东山再起。县公安局依靠治保组织，发动群众和深入调查，先后破获了3个预谋暴乱的反革命组织，对首恶分子进行了惩办，维护了社会治安。
反动党、团组织登记 1951年2月，县成立“上蔡县反动党、政、军、团、特骨干人员自首坦白办公室”，下设登记处。县公安局举办3期共5个月的反动党、团骨干及国民党军、政、警、宪、特人员自新训练班，开始进行坦白登记。到1952年5月，共登记反动党团骨干896人，国民党军官954人，国民党行政人员504人，反革命分子129人，宗教神职人员113人，青帮199，政治嫌疑分子71人，道首1079人，特务2020人，共计5965人。4月，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感召下，不少人还主动交出隐藏的枪支弹药及其它军用物品、证件等，并揭露了一些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
取缔反动会道门 建国前，全县有一贯道、东震道、中原道、九宫道、西华堂、同善堂、中和堂、三华堂等47种会道门，其中反动会道门有42种之多。他们有的暗中制定反革命纲领和行动计划，阴谋暴乱；有的与不法地主及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破坏生产；有的利用求神拜佛活动，造谣惑众，敲诈民财，奸污妇女。群众对此深恶痛绝。1951年12月，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明令取缔反动会道门，并重点打击披着会道门外衣，暗中搞反革命活动的反动会首、道首。1952年春，县公安局对全县会道门骨干分子举办集训班，大力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争取改造多数，惩办少数。至5月底，明令宣布取缔一贯道、东震道、九宫道、西华堂等42种反动会道门，依法逮捕了一批反动会道门头子，处决了图谋暴动的点传师曹天禄；对中、小道首作了登记，共达1079人。通过半年的清查登记，一大批道徒自动退道，反动会道门土崩瓦解，对稳定民心巩固社会治安，顺利贯彻党的各项政策起到很大作用。
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 1953年，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布署，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采取“十红夹一黑”（即十个社员监督一个“四类”分子）的方法实行监督改造，并制定劳动计划和守法公约。1956年后，对“四类”分子采取月评比、季考核的群众评审制度。1958年底，全县11753名“四类”分子，经群众评审的结果是：表现好的2664名，占“四类”分子总数的22.67％，批准为人民公社正式社员；表现一般的7555名，占“四类”分子总数的64.3％，批准为人民公社候补社员；表现差的1528名，占“四类”分子总数的13％，继续进行监督改造；表现极坏的6名，占“四类”分子总数的0.05％，被依法逮捕。1959年，开始对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帽，使这部分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错误，对已摘帽的“四类”分子又重新戴上帽子。1979年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精神，县公安部门经过试点，然后全面贯彻这一政策。至1985年3月，全县所有“四类”分子全都摘帽。
打击刑事犯罪 建国后，经过“镇反”运动后，反革命堡垒已被摧毁，但反革命残余分子仍不死心。他们采取与其他社会渣滓相勾结的手法，进行纵火、投毒、凶杀、盗窃、诈骗等刑事犯罪活动。根据这种情况，县公安局根据“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方针，于1954年4月，在全县集中搜捕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从而，震慑了罪犯，安定了社会秩序。嗣后，多次组织破案战役，适时搜捕流窜犯。1964年至1965年，又组织两次破案活动，破获各种刑事案件172起，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刑事犯罪案件减少。“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被破坏，公安机关瘫痪，刑事犯罪案件上升。1976至1982年，县虽几次采取措施整顿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但由于打击不力，一时沉渣泛起，社会治安状况仍十分严峻。1983年8月，根据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全县采取了大规模的集中统一搜捕刑事犯罪分子的行动，一举逮捕了404名人犯，摧毁了一批流氓、抢劫团伙。1984至1985年，又连续几次给予刑事犯罪分子以沉重打击，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第三节 治安管理
基层治保组织 建国后，公安机关贯彻“专业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针，依靠广大群众维护社会治安。1951年，县成立治安委员会和各区治安联防委员会，城乡和工厂普遍建立治保组织。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各生产大队成立治保委员会，生产队成立治保小组，较大工厂和企事业单位成立治保委员会（或小组），并配有专职公安干部。到1985年，全县所有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均建有治安保卫委员会和治保小组。
户籍管理 清康熙年间，为征收人丁赋税，上蔡县实行图户口管理制度，图设保正，进行户口人丁调查并制定人丁册。
民国年间，改图（里）户口管理制度为乡镇户口管理制度，后为保甲户口管理制度。乡镇设户籍干事，具体承办户口迁移证等。
建国后，于1950年6月，按照中南局公安部户籍手册规定，城关镇街道配备户籍组长，建立户口备查簿。1951年，依据公安部《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县人民政府公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办法》，对城关居民户口进行清理核查登记，并颁发户口簿。农村结合查田定户，对户口进行普查登记，内容为户主、成员姓名、性别、年龄、成份、籍贯、职业等项。对人口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等，由区、乡指定专人代管。1955年后，户口移交公安机关管理。1964年7月，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县公安局为进一步加强户口管理，于12月对全县农村户口管理员进行培训。1980年，各公社设立公安派出所后，建立一户一簿的管理制度。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对港、澳、台同胞，外籍华人和外国入华人员建立入境申报和出境注销制度。1985年后，实行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变更、更正等八项登记，使户口管理逐步纳入正规。
禁毒 解放前，县内吸毒者仅入册的就有2000多人，末入册者更多，吸毒现象甚为严重。1949年春，县民主政府下令关闭鸦片烟馆，对吸毒者进行戒训。随后，县公安局缉获贩毒贩子12人，鸦片馆主21名，缴获鸦片烟415克，烟具15套，罚款300万元（旧人民币）。对登记吸毒的210人由县卫生科和司法科联合举办戒烟训练班进行戒训。1952年7月21日，县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副县长朱剑平兼主任，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禁烟禁毒运动。先后查获吸毒贩毒案件50余起，依法逮捕吸毒贩毒和种植罂粟的严重不法分子100余名，铲除罂粟1万多棵。至此，毒品基本绝迹。
禁赌 建国前，县城和集镇都设有赌馆、赌场，农村的赌风亦很盛行，尤其在古庙会上，赌风更甚，是上蔡县的一大陋习。建国初期，县人民政府每年都要发布禁赌布告，开展禁赌教育，并结合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运动，严厉打击赌头、赌棍，坚决取缔赌场，赌博活动逐渐减少。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赌博近乎绝迹。1980年后，随着城乡经济状况的好转，在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的地方，赌博恶习又死灰复燃。1982年，县人民政政府发布了《关于严禁赌博的通告》，县公安局多次开展打击赌博活动，先后抓获严重惯赌者272人，对为首分子实行法律制裁，一般赌徒予以教育，令其悔过。赌博活动，又有较大收敛。
特种行业管理 特种行业包括旅店业、印铸刻字业、电器修理业以及寄卖店、废旧金属、纸张收购业等，一些犯罪分子易于在这些行业中进行不法活动。建国初期，县公安局配合剿匪反霸、“三反”、“五反”等运动，对特种行业进行了有效的管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特种行业乘“乱”之机进行违法活动。为此公安机关又对全县旅馆业、印刷业和废旧金属、纸张收购等特种行业进行全面清理，取缔和整顿了一批伪造证件、印鉴和违法销售以及改装赃物的单位。1980年后，特种行业骤增。为堵塞漏洞，减少隐患，县公安局制定了20多种规章制度100余条措施。1985年，全县被列档管理的特种行业有200多家。
危险物品管理 1956年，根据公安部通知精神，县公安局紧缩全县枪支配带范围，回收了大批枪支弹药。1957年，根据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制定的《爆炸物品管理细则》规定，县公安局对全县所有枪支（含猎枪）、弹药、剧毒、放射性物品及易燃易爆物品全面清理登记，并建立销售、储存、运输危险物品的管理制度。1961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河南省委的有关规定，县公安局成立枪支清缴办公室，对全县枪支再行登记。并根据关于自卫武器佩带和借用范围的规定，办理佩带和借用登记手续。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发布后，县公安局对拥有危险品的80多个单位组织了五次安全检查，发现和清除了15起隐患，取缔了10多个非法生产、储存、销售危险物品的单位。对管理不严，酿成责任事故的单位实行了停业整顿，对合乎管理条例的单位发了证件。
监押改造 1949年春，县人民政府司法科接管原国民党县政府看守所。1950年11月，根据司法部、公安部联合通知精神，县司法科将看守所移交公安局管理，并将看守所迁至公安局院内。1976年，县公安局设立治安行政拘留所和收审站，专门羁押违犯治安管理的人。1981年春，因民事刑事案件迭增，县公安局在县城南新建看守所一座。30多年来，看守人员严格执行党的监押改造政策，教育犯人遵守狱规，促其交待罪行、检举同伙、争取宽大处理，并对监押犯人定期检查生活、学习、卫生以及身体状况等，使狱所成了犯人改邪归正的学校。
第四节 消防 交通监理
消防 清光绪年间，县内较大集镇有民间自发组织的救火会，富豪人家，建有更楼。更夫夜间巡逻，发现火情，鸣锣报警。至民国28年（1939），改救火会为消防组，归警察局管辖，县城有消防队。发现火灾，由岗警鸣笛呼救。
建国后，公安局协助各大集镇成立义务消防组织。1951年，县成立“四防”（防特、防盗、防火、防治安灾害事故）委员会，各区、乡设“四防”分会，各基层单位设“四防”小组。1966年，县成立防火安全办公室，城关镇配有一名专职消防监督员。1974年8月，公安局建立消防中队，有干警35人，配备消防水车2辆。1980年5月，公安局增设消防股，各公社配一名专职消防监督员。1983年元月，为加强消防工作，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指示，县消防中队干警转为现役军人，其费用列入军费开支。1985年，县消防中队计有干部战士32人，水罐消防车3部，消防指挥车1部，摩托车1部，云梯3架，其它消防器材300多件。在消防中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消防监督、审查建筑防火设计，广泛进行防火教育。自1980年以后，火灾事故逐年下降。
交通监理 1955年以前，县机动车辆较少，交通管理由县交通局承担。1955年春，国务院颁发《城市交通规则》后，公安与交通部门配合，进行交通管理。1976年秋，县公安局设交通股，配合交通监理站共同管理。1978年，交通股与治安股合并，1984年，恢复交通股。1986年，交通管理站划归公安局，成立交通民警中队，负责交通管理及肇事处理。为保证交通安全，每年春末夏初，进行车辆检验，冬季对驾驶员进行审核，并在城关镇中心路口和城东关南十字路口设立交通岗亭，监督车辆行驶，维持交通秩序。
1978年11月，开始对自行车进行登记，并发证件、打钢印，实行统一管理。止1985年底，全县发证自行车有13万多辆，人均0.13辆。
卷一 建置 
